■河南经济报记者 张百强 通讯员 柳国增
人物名片：
陈景天，原名陈擎天，汉族，1928年10月出生，江苏吴江人，1949年2月入伍，1959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原解放军工程技术学院函授部主任，副师职干部，历任记者、编辑、通联干事、文化教员、秘书、参谋、副处长、主任等职。曾参加太湖游击队，多次荣立三等功、获嘉奖，获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功勋荣誉章等。
仲秋的阳光透过树叶间隙，洒在河南省军区郑州第一离职干部休养所的庭院里，斑驳的光影落在陈景天老人身上。年逾鲐背的他，头发已染霜白，眼角常带着温和的笑意，举手投足间满是长者的慈祥。
“一晃七八十年过去了，好多旧事都模糊了。” 老人开口时带着淡淡的苏州口音，语速缓慢，像在梳理一段悠远的时光。话锋一转，他的眼神亮了些：“但那些并肩过的战友、交心的朋友，总在脑海里晃——好像还在跟我念叨‘现在老百姓过得咋样’。”说到这儿，老人笑了，皱纹里满是暖意，“每次我都在心里跟他们说：放心吧，人民过得很幸福。”
谁能想到，这位笑容可掬的老人，生命里曾刻下烽火岁月的印记：少年时，日军的暴行在他心头烙下无法磨灭的伤痕;青年时，他揣着一腔热血钻进太湖芦苇荡，成为游击队员，在枪林弹雨中守护家国。后来，又转身扎进军队文化建设的阵地，一笔一画教战士们读书写字，把“为人民谋幸福，为国防作贡献”的誓言，融进了一辈子的坚守里。如今虽离休多年，他那份刻在骨子里的初心，仍在仲秋的暖阳里，闪着动人的光。
从章练塘颜安中学的求学少年到人民战士报社的通联干事，再到军队文化教育的开拓者，他的每一次身份转变，都伴随着思想的深刻蜕变;每一次人生选择，都伴随着艰辛与付出。这颗从战乱中萌发的“革命种子”，终在党的培育下，成长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，用毕生践行了对信仰的承诺。
觉醒少年
在陈景天家中，氤氲着一股清甜的香气——瓷盘里码着方方正正的桂花糕，米白的糕体裹着细碎的金黄桂瓣，边缘还沾着些许绵密的糖霜。老人笑着把瓷盘往记者手边推了推：“来尝尝，这是苏州的桂花糕，还是老底子的味道。”
“我出生在江苏吴江，打小就爱吃苏式糕点，最惦记的就是桂花糕。”说起老家，老人眼角的笑意又深了些，声音里裹着乡音的柔软。
话音落时，老人的目光飘向南方，眼神里浸满化不开的回忆——像是透过庭院，看到了老家院里那棵桂花树。此刻，瓷盘里的桂花糕成了连接今时与故园的线，把老人心底的乡愁，揉进了仲秋的时光里。
其实，20世纪30年代的江南并不美好，日军的铁蹄踏进来，烧杀掳掠无恶不作，破门搜粮时连灶上的铁锅都要砸烂。夜里更不安生，土匪趁乱横行，常闯进农家抢粮抢物……
“幼年时在父母的呵护下，我过着愉快的生活。后来，日军侵占家乡，到处民不聊生。父亲因此带我们回芦墟老家避难。”陈景天回忆道，“一路上，我们要躲避日军飞机投下的炸弹，还要遭受溃逃的国民党军的盘剥，财物损失大半。更为无奈的是，我们的船在慌乱中驶进了土匪窝，在交出所有钱财后才得以脱身。可到了芦墟老家时，看到的是门窗被撬，家中被翻得一片狼藉，值钱物品悉数被盗。”
在恐慌与愤怒中，年少的陈景天更加痛恨日本侵略者的暴行，以及国民政府的腐败与无能。这份积压在心底的痛恨，像一颗种子一样慢慢发芽，终让他的反抗精神悄然觉醒——想要为这片受难的土地做点什么。
“日本侵略者的暴行，如今依然历历在目。”老人脸上的笑容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严肃与愤怒。
1943年，江南大地被日寇的铁蹄践踏。15岁的陈景天背着简陋的行囊，与同乡结伴穿过泥泞的田埂，辗转来到章练塘，只为到颜安中学求学。“学校的教师大多是进步青年，都有着抗日思想。在这里，同学们不仅能够学习文化知识，还能接触到进步思想。”陈景天说，“让我坚定抗日决心的是，日本侵略者实行奴化教育，要求中小学生学习日语。但对我们来说，这无疑是最大的屈辱，虽不情愿地坐在教室学日语，但通常是准备两本书，有日本人检查时便把日语教材放在课桌上，假装学习。而无人检查时，都是在学习其他知识。”
至今，陈景天对颜安中学那场噩梦仍记得清晰——日军竟将学校当作毒气实验场，向学校发射毒气弹。那天正在上课，一股带着刺鼻怪味的浓烟突然涌进教室，师生们瞬间被呛得剧烈咳嗽，书本散落一地，同学们纷纷冲出教室，哭喊声夹杂着怒骂声、咳嗽声响成一片。
当老师带着同学们冲向校门口想逃生时，戴着防毒面具的日军却举枪阻拦，冰冷的枪口逼得大家退了回去。无奈之下，老师让大家用湿毛巾捂住口鼻、寻找上风口。可陈景天只觉得眼泪不受控地淌，喉咙像被火烧，浑身软得站不稳，连呼吸都带着疼。
提起这件往事，老人浑浊的眼睛里迸出愤怒的光，那股藏在岁月里的仇恨，过了几十年仍清晰可辨。“这更加坚定了我抗日的决心。”陈景天说。
在颜安中学的日子里，陈景天从未把读书只当“识字算数”，他将文化知识当成“武器”，用进步思想寻找“方向”，从低头读书到抬头抗争，年少的他在墨香与硝烟里，悄悄完成了从“求学者”到“战士”的蜕变。
幼稚战士
“太湖美呀太湖美，美就美在太湖水，水上有白帆哪，水下有红菱哪，水边芦苇青，水底鱼虾肥……”一首《太湖美》，让陈景天陷入回忆，回到充满热血与激情的青年时代。
太湖周边，水网纵横交错，芦苇长势旺盛，层层叠叠织成绿色帷幕。二者相互依托，共同构筑起一道天然屏障，为游击队提供了极为隐蔽的藏身之处，成为开展敌后活动的理想据点。这里，也曾经是青年陈景天战斗过的地方。
“抗日战争胜利后，我转到苏州学习，进一步听到、看到国民党的腐败，因此参加了一些‘反内战’‘反饥饿’革命活动。高中毕业后加入‘反蒋同盟’，不久参加太湖游击队，司令员是薛永辉。”陈景天缓缓地说。
1945年10月，已经在吴江芦墟小学任代课教员的陈景天在庆祝日本无条件投降后，很快被现实浇了冷水。国民党当局接管江南后，不仅没有让百姓过上安稳日子，反而加紧搜刮民财、镇压进步力量，导致物价飞涨，一担米的价格几天内翻了十倍。而芦墟小学更是被当地反动政府视为“共产党的窝”，扬言“他们想造反，就把他们一个个提出来，拆了他们的骨头”，形势异常严峻。
“1948年冬，苏州进步青年组织‘群社’成员到芦墟避难，担任代课教员，并积极发展地下团员。我就成了学校发展的第一批地下团员。”陈景天回忆道，从那时起，老人踏上了革命道路。这一踏，便从青丝踏到了白发，把一生都织进了为人民谋幸福而奋斗的经纬里。如今，他的皱纹里藏着岁月的刻痕，掌心的老茧是奋斗的印记，他没说过“奉献”两个字，却用行动证明：为了人民能过上安稳日子，怎样的付出都不算多。
“那时候，我们积极发展组织成员，为迎接解放培养青年干部;注意社会动向，团结周围群众，安定人心;利用各种机会搜集国民党的军政情报。”陈景天讲述着，“由于当地反动武装盯得很紧，我们也曾向苏州方向撤离过。”
1949年初，陈景天和战友们组织人员学习《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章草案》《将革命进行到底》等，收听解放区电讯、编印小报——在得知解放军即将渡江的消息后，他们决定编印一张八开油印小报，取名《民报》。
“我们选择了相对安全的地点，作为收听解放区电台电讯的秘密据点。”陈景天用轻松的语气讲述着那段紧张的故事，当夜深人静的时候，他们就开始收听解放区电台的新闻广播，将新闻一字一句地记录下来。为及时将党中央的声音和胜利的消息传告给每一位同志，他们顾不得危险和疲劳，连夜整理，用钢板、蜡纸将消息刻印出来。也就是这张小报，在吴江临近解放的“真空时间”，从内部传阅变为半公开。
“记得在吴江解放后，县委领导对我们说，‘你们还是太年轻、太单纯了，怎么可以公开呢?如果吴江迟解放几天，你们就危险了’。”对于这件事，陈景天的结论是：“我们当时还是太年轻、太幼稚了。”
这群年轻人揣着对人民最质朴的热爱，把个人安危搁在了脑后，面对敌人的监视网没有半分怯意。他们只是心里装着更重要的东西——要砸破压迫的枷锁，让百姓能挺直腰杆过日子，把“人民幸福”的种子播进每一寸土地。而陈景天更是他们中的代表。
“1949年4月29日，吴江解放，5月5日，芦墟解放。我们写了标语，拿着小旗到轮船码头迎接首批进驻的地方干部。放眼望去，一面面彩旗与一张张笑脸交织在一起，让人激动不已，映照出人们幸福生活的开始。”陈景天老人的脸上洋溢着幸福，仿佛在说“我们的努力与付出是值得的”。
老成教员
“看到阅兵时出现的激光武器、洲际导弹等，我激动不已。”聊起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直播时的情景，陈景天感慨，“如今，我们军队的现代化建设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，武器的科学技术含量高，各兵种战士的文化水平也很高。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时，我们战士的文化水平却不是这样。”
老人回忆道：“革命战争年代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，我军指战员主要来自工农，他们在旧社会绝大多数没有机会读书识字，参加革命后虽然在战争间隙学了一点文化，但很不系统，广大官兵的文化基础普遍较差。因此，迅速提高部队的文化水平，成为军队建设的一项十分迫切的任务。1950年8月1日，党中央、中央军委向全军提出‘向文化进军’的号召，在军队中实施文化教育，其方针是‘速成的、联系实际的、但又是正规的’。这个方针明确规定了部队官兵要在较短的时间内，学到实际有用而又比较系统的文化知识。”
那时，陈景天已到苏南军区工作，历任苏州军分区文印员、人民战士报社见习通联干事、警三团政治处文化教员等。
在做见习通联干事时，陈景天下到连队，通过长时间的接触，他被战士们艰苦朴素的作风、团结互助的精神、对待同志的诚恳、对革命事业无限的忠诚所感动。这份纯粹与忠诚像一束光，照进他心里，成为沉甸甸的坚定——他要和这群人一样，把自己的力量全交给党、交给革命事业，哪怕前路艰辛，也绝不回头。
“当‘向文化进军’的号召下达后，我被安排担任文化教员。”陈景天回忆道，“即便是现在，我也感觉自己的文化水平不高，至于为什么要我去做文化教员，或许是因为我当过小学教员，也爱学习。”
接到这个任务后，陈景天感到压力倍增，不仅仅觉得自己的文化水平不高，还因为要面对的是从抗美援朝战场上回来的英雄们。因此，他先后在华东军区速成中学师范部、华东师范大学函授部学习，且一边学习一边工作。同时，他也在苏州军分区夜校、苏南军区速成中学、华东军分区第五速成中学担任教员，从事教学工作。
那段时间，他过着既是学生、又是老师的生活——他一边学习速成教学法，一边又将速成教学法运用到教学中。“累吗?肯定累。但一想到战士们等着学文化，我就觉得浑身是劲。”陈景天说，他结合战士们的特点进行教学，让从战场上回来的英雄们尽快提升文化水平。
让他印象最深的是，这些战士们在战场上英勇无畏，却在课堂上犯了难——有的战士连“加减乘除”都不会，有的战士认字慢，读课文要一个字一个字地拼。“记得一次给他们上课，一名战士红着脸说‘俺们在战场上不怕死，可这书本子，真比敌人的子弹还难对付’。”陈景天没有笑话他，而是语重心长地说：“英雄们在战场上为国家拼命，我一定帮你们把文化学好，让你们既能扛枪打仗，也能提笔建设。”
为了提高学员的成绩，陈景天每天提前一小时到教室，给基础差的战士单独辅导;晚上战士们训练结束，他又拿着黑板到宿舍，教他们认字、写字。他坚信：文化教育不是“软任务”，而是能让英雄们更有力量的“硬支撑”;自己的工作，不仅是教知识，更是在为国家培养“能战斗、能建设”的栋梁。
讲解知识时，他声音不高却字字清晰，遇到战士们皱眉不懂的地方，也不慌不忙，蹲下来拿过战士的笔记本，指着字一点点拆解开讲，耐心得像教自家弟弟。战士们私下里都喊他“老先生”，没人觉得这称呼违和——他没有同龄人的嬉闹，反而总皱着眉琢磨“怎么讲大家更明白”，课间还凑在角落帮识字慢的战友补课，那股子认真劲儿，比真正的老先生还要上心。年轻的脸庞上，满是与年龄不符的沉稳，“老先生”这三个字，成了对他最贴切的称赞。
忠厚长者
创办于1957年春的广交会，是我国历史最长、规模最大、商品最全、采购商最多且来源最广、成交效果最好、信誉最佳的综合性国际贸易盛会，被誉为“中国第一展”、中国外贸的“晴雨表”“风向标”。
而这里，也曾是陈景天的“战场”。
“这是我在解放军外国语学院任职时发生的事儿。1962年9月至1979年1月，我在这所学校任职。1972年7月，我在校领导的指示下，带领20多名青年教员参加广交会，负责翻译工作。”陈景天说，“这是这所学校第一次派人员参加广交会，首长指示‘保证安全’，最终的结果是好的，得到了广交会组委会的一致肯定，并欢迎我们再来。”
这次参加广交会翻译工作的成功经验，为学校探索新的人才培养机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之后每年春秋季的广交会上，都能看到该校人员忙碌的身影。
说起这事儿，陈景天显得很是骄傲。的确，他应该骄傲，为了做好翻译工作，他在那届广交会期间基本没有休息，始终保持与组委会的沟通，为学生们的翻译工作提供保障，让他们安心做好这一件事。“我们的青年教员都很优秀，还记得在一次演出时，一位教员听着京剧唱段，为外宾作同声翻译。这是很难的，毕竟京剧唱词中用了很多古文词句。当时，我就在旁边，紧张得手心都出汗了。”陈景天说得很轻松，但那种氛围却让记者也感到紧张，“这次任务的出色完成，为我们翻译人员壮了胆。”
1978年，陈景天离开解放军外国语学院。而在解放军工程技术学院的林荫道上，却多了个步履匆匆的身影——他怀揣着对部队教育的热忱，投身到该校的组建工作中。
为补充教职人员，陈景天与同事们先后从总参各部(局)、哈尔滨工业大学留守处等单位选调了教职人员一百多名。“后来，在校领导的支持下，我带领同事们组建了函授部，整合校内优质教师资源，加班加点梳理办学流程、打磨课程设置、完善服务细则。”陈景天一句简单的陈述，其间不知包含了多少艰辛与汗水。从“白手起家”到反复优化教学模式，他抱着“功夫不负有心人”的决心，致力于函授部组建与教学工作，为在职人员搭建了学历提升桥梁，成为学校赋能社会人才成长的亮眼名片。
岗位在变，他心里的“靶心”却从未偏移：始终瞄准“为国防育英才、为部队强本领”这一目标。
自踏入校园那天起，他便将人生的重心牢牢锚在部队文化教育事业上。没有轰轰烈烈的宣言，只有伏案修订教学大纲时的专注，只有走访基层部队调研需求时的踏实，用“把每一件小事做到极致”的态度，悄然开启了深耕国防教育的岁月，也为后来培养大批部队骨干埋下了伏笔。
他虽未驰骋疆场，却以粉笔为武器、以讲台为阵地，用毕生教学实践践行着初心使命。这份扎根教育、服务国防的坚守，至今仍为师生所传颂，成为激励后辈投身国防教育的精神坐标。
离休后的陈景天，依然没有停下“为党工作”的脚步。他“自封”红色宣讲员，义务为孩子们讲革命故事;他积极为学校的师生们服务，希望能帮助更多人了解历史，让红色基因代代传下去，成为人人尊重的忠厚长者。
从章练塘的求学少年，到军校里的干部;从反抗日寇的进步青年，到初心如磐的共产主义战士，陈景天的一生，是一部“跟着党、为人民”的奋斗史。他的思想转变，不是一蹴而就的偶然，而是在苦难中觉醒、在斗争中淬炼、在奉献中升华的必然;他的身份转变，不是个人利益的选择，而是“党需要我在哪，我就在哪”的坚定追随。
回望过往，陈景天总带着几分平和：“当初真没想过，自己能一头扎进军队文化事业，还能为部队现代化建设出份力。”
他总是谦逊地觉得，自己早年文化水平有限。是党和部队的信任，像一束光一样托着他往前走——这份信任让他不敢懈怠，逼着自己啃书本、学业务，一点点补短板、提能力，就为把这份期待稳稳接住。靠着这股劲头，他咬牙完成了一项又一项艰巨任务。
“年轻时拼过、奋斗过，如今能看到人们过上幸福的生活，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。”说这话时，他眼角带着淡淡的笑意，“只要心中有党、心中有人民、心中有责任，无论身处哪个时代、哪个岗位，都能成为照亮他人的光，都能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贡献自己的力量。”
而这份“跟党走、为人民”的信仰，正是我们今天依然需要传承和坚守的宝贵财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