■河南经济报记者 张百强 通讯员 柳国增
人物名片：
游世贵
游世贵，湖北省安陆县人，汉族，1928年3月出生，1945年1月由大悟山杨家湾入伍，1946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。正师职，原技术工程学院四系政委，历任学员、科员、教员、副股长、助理员、指导员、副主任、政委等职。参加桐柏山战役、淮海战役、渡江战役、华北解放、中南解放、进军西南等，曾立大功，荣获解放奖章、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功勋荣誉章、抗战胜利七十周年纪念章、抗战胜利八十周年纪念章等。
游世贵的革命生涯，是一部在烽火中辗转、于较量中坚守的奋斗史，他以坚定意志为笔，以热血行动为墨，书写传奇的一生。从湖北启程，他跨越陕南的崇山、秦岭的险峻，扎根大别山烽火，再南下江南水乡、挺进大西南腹地，一生足迹遍布大江南北。每一次转战，都是一次对信念的淬炼——无论是穿越恶劣地形的艰难行军，还是远离故土的牵挂，他始终以革命事业为重，从未动摇前行的脚步。桐柏山战役、淮海战役、渡江战役、进军大西南……在一场场战斗与一次次生死较量中，游世贵理想信念愈发笃定，革命意志经千锤百炼而愈显坚韧，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对党的忠诚、对人民的承诺。
走向革命
初夏时节，记者跟随河南省军区郑州第一离职干部休养所(以下简称“干休所”)工作人员走进游世贵家中，也正式走近这位为革命事业奉献一生的老人。
记者到来时，老人家正和家人一起做医疗保健操。几十年如一日的锻炼身体，是他养成的好习惯。也正如其女儿所说：“父亲意志坚定，有毅力、有恒心，这些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优良品质。”他一生淡泊名利、为人正直，是一个有着崇高革命理想的人、有着坚强革命意志的人，更是战友、同事值得信赖、值得相托的人。
谈话间，游世贵女儿拿出一张老旧的照片，指着一群身着新四军军装的“娃娃兵”问道：“这张照片里有我的父亲，你能认出来吗?”
望着照片中十多张稚气未消的脸庞，记者陷入了沉思：那些被我们深深敬仰的抗战英雄，也曾是十八九岁的少年。他们本应在阳光下追逐梦想，却毅然穿上军装，扛起钢枪，奔向了保家卫国的战场。他们用青春的热血，浇灌出和平的花朵;用年轻的生命，守护着民族的希望。这份赤诚与勇敢，永远值得我们铭记。
一张照片、一段讲述，带我们穿越回硝烟弥漫的时代。
1928年3月，游世贵出生在湖北省安陆县的一个富足的家庭，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，有着无忧无虑的美好童年。而这一切，都在1939年日军占领安陆县城后发生了改变。“由于日军和伪军、土匪的不断抢劫和骚扰，以及无休止的苛捐杂税，家里的生意日渐萧条，财产更是几乎被盘剥殆尽。”游世贵回忆道，从那时起，“小少爷”的生活不再有了，生活的困苦相伴成长。特别是看到日军的暴行后，年幼的游世贵在心中埋下了“绝不做亡国奴”的种子，抗争的精神悄悄在心中蔓延，而接触进步思想，还要等到上学之后。
“父亲虽是生意人，但有着‘唯有读书高’的思想，经常教育我们要好好读书。”说起读书学习，他仿佛回到了童年，眼神愈加清澈。
不论是上私塾，还是到教会学校读书，游世贵都抱着“人求上进先读书”的信念，想用学习改变命运。
1955年9月~1957年7月，游世贵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习
转机在1943年出现了。那年9月，年幼的游世贵踩着鄂中乡野的泥泞，走进鄂豫边区抗日民主政府创办的鄂中抗战中学，开始了辉煌而又传奇的一生。“在鄂中抗战中学，总有不一样的感觉，接触的人和事不再是传统的做派，所学的知识、接受的抗战思想都与以往不同，不仅让我大开眼界，更让我的信念不再是模糊的向往，而是誓要和这片土地上的同胞一起，用青春守护国家、守护人民。”游世贵回忆道。那里的每一本书、每一声呐喊，都在把“救国”二字刻进同学们的心里。“我如饥似渴地学习着知识，希望用所学为抗日做贡献。”游世贵说。
抗日战争时期的新四军第五师，是战斗在武汉周围和鄂、豫、皖、湘、赣边区的一支英雄的人民军队。这支军队长期孤悬敌后，与兄弟部队相隔绝，孤军奋战。由于战略地位十分重要，党中央采取了许多措施，以增强这一地区的武装力量。其中之一，就是在新四军第五师建立无线电技术侦察部队，开展无线电技术侦察工作，以便取得量多、质优的情报。新四军第五师司令部第三处，便是在这个非凡时期诞生。
“1945年1月，新四军第五师的一位领导来到我们学校，要选调优秀学生去接受无线电训练。”游世贵慢慢讲述着，“他说这个工作虽然在后方，但很重要，关系着每场战斗的胜负。听到他的动员，同学们热情高涨，都争着抢着报名，希望能够参加新四军，参加革命打鬼子。后来，经过审查，我加入了新四军，成为一名光荣的革命战士。现在想来，那时的报名虽有年轻人的冲动，但更多的是在接受革命思想后的追求。”
“穿上新四军军装，当时是什么心情?”记者问道。
“那时年纪小，发的军装又大，穿上去总是松松垮垮的，显不出军人的威严。”游世贵笑着说，“可穿上的那一刻，心像揣了团火，跳得厉害。回想起日军的暴行、对家人的迫害和穷苦百姓遭受的苦难，一幕幕悲惨的画面浮现在脑海中，更加坚定了我跟着革命队伍走、抗击日寇的决心。”
他挺直脊背，像仍穿着那件不合身的军装：“跟着队伍走，打跑鬼子，让乡亲们能踏实种庄稼、孩子能安心读书——这念头一冒出来，比啥都坚定。”
从穿上新四军军装的那一刻起，17岁的游世贵走进了革命队伍，成为革命大家庭中的一员。
血与火的考验
2025年9月3日上午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。
“那天，干休所的领导组织我们收看了盛大的阅兵仪式。”回想起那天的事儿，游世贵激动不已，特别是看到战旗方队驶过，一个个熟悉的名字出现在眼前，很多人都泪流满面。
“胜利来之不易!多少战友前赴后继为抗击日寇抛洒热血，他们用钢铁般的意志换来了人民的解放，他们是最值得崇敬和怀念的。我作为幸存者永远不会忘记他们!永远不能忘记他们!”游世贵的话语慢慢低沉下来，思绪仿佛回到了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。
1945年1月，游世贵到新四军第五师政治训练大队二中队报到，一边学习革命理论，一边学习报务知识。“当时想法很简单，就是一心一意学习，希望能够早日掌握报务知识，尽早参加工作。游世贵说：“也正是有了这个单纯的想法和全神贯注的学习，再加上当时军队报务工作的迫切需要，我提前毕业，进入新四军第五师司令部三处担任见习科员。开始见习时，听到机器里全是电讯号，根本分不清楚要监听的敌台，经过一个阶段的练习，才从电讯号的大小、快慢、粗细等几个方面掌握了敌台的特点和规律。不久就能独立上机值班了。侦收工作和战士在前方与敌人作战一样，普通的一字一码、一个符号竟和革命的成败，战争的胜负连在一起。想到这里，我觉得自己作为一名侦收员工作很重要性、责任很重大。所以，我一上机器就全神贯注地旋转键盘，仔细搜寻监控的敌台讯号，只要敌台一出现就能被发现和监控，工作能力有了迅速提高，有了看得见的成绩和进步，并于1946年3月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。”
1945年10月，我军发起了反击作战的桐柏战役，解放了桐柏县城及数座集镇，消灭了大量敌人。为了摆脱被动，主力部队主动向平汉铁路东转移，最后安全转移到以大悟县宣化店为中心的空隙地区待命。游世贵接着说：“在宣化店驻防期间，面对严峻的敌情和生活上的困苦，我们三处的同志要与生存的困难做斗争，没有粮食吃了我们就到很远的农村去背粮食，蔬菜短缺，大家就挖野菜，后来又自己种菜。更重要的是要完成我们的特殊任务，就是要在千钧一发之时，紧紧抓住周围敌人的动向，及时、准确的向军区首长报告，为我军反击国民党军提供情报保障。”
中原突围开始后，部队可谓是“化整为零”，游世贵等十几名年轻同志在单独行动中遇到了很多困难。他们召开会议，推选临时负责人，决定寻求当地老乡的帮助，决心找到大部队。在坚定信念的支撑下，一行十几名同志终于与部队汇合，多日的愁云顿消，个个笑逐颜开。
从离开军区机关到回到军区机关，这中间不过十余天时间，可也是困难最多、情况最为严峻的十余天。在炎热的天气里，十几名同志没有衣服可换，不是汗湿就是被雨淋湿，身上更是瘙痒难忍。在不停的赶路、爬山途中，脚趾烂了，大家就用树枝当拐杖，坚持往前走。
深山里人烟稀少，吃饭成为最大困难。让游世贵印象最深的有两件事：一次是找到了一些麸子，大家煮成糊糊充饥，细嚼慢咽吃得却很开心。再有一次是一个黄昏时分，大家在一个山坡上发现了土豆，作为南方人，大家只知道土豆能充饥，却不知道怎么吃。当晚，大家就生吃了那些还未成熟的土豆。可吃下不久，大家胃里便开始有不适的反应，恶心、呕吐不止。
即便如此，游世贵和战友们也没有被苦难吓倒，战胜了思想上、生活上的种种艰辛，最终找到部队，经受住了考验。
“我和战友们，无论在什么困难的情况下，都坚信党、坚信部队，心总是和党、部队在一起。”游世贵坚定地说，正是因为他们有这样坚定的信念，他们在中原突围和创建新根据地的艰难战斗中，始终听党的话，组织安排到哪里就到哪里，叫干什么就干什么。危难之中锤炼优良品质。这些生死考验像火淬钢铁，磨掉了他的青涩，炼出了骨子里的坚韧。
“还记得到达晋城后，我被安排到晋城中原党校学习，进一步提高认识、总结经验、统一思想、准备再战。”游世贵回忆道，“在那里，我和战友们受到了李先念司令的接见。他说‘你们在中原的情报工作做得很好，很有成绩，特别是突围前那份材料，为中原部队胜利突围起了重要作用。光这件事情，你们就为人民立了大功，党和人民不会忘记你们。’他还告诉我们，要开展南线大反攻，打回老家去。要求我们继续发扬埋头苦干、不怕牺牲、甘当无名英雄的革命精神。我们听后都激动不已。后来，我们和刘邓前方二局合并，继续开展技侦工作。”
1947年6月，千里跃进大别山拉开帷幕。回忆起这段经历，游世贵严肃地说：“南下大别山的路并不好走，下有敌人拦截，上有飞机的扫射、轰炸。过黄泛区的时候，一片汪洋，遍地淤泥，积水没过膝盖，深的地方到腰，将近40里，没有道路没有人烟，行军食宿十分困难，硬是泥里滚、水里爬，一步一步走了出来。即便如此，我们仍抱着‘狭路相逢勇者胜’的信念，无畏前行，克服重重困难，打破敌人层层封锁，最终进入大别山。”跟随游世贵的记忆，记者穿越烽火前线，感受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。
进入大别山后，危险也接踵而来——国民党调集大军围困大别山。但也就是在这样的困难情况下，游世贵的思想发生了变化：哪怕山再险、敌再强，也要守住这片土地，守住百姓眼里的希望——这不再是简单的“跟着队伍走”，而是刻进骨子里的信仰。
“离开宣化店，越过平汉线，日夜急行军，突围到陕南，先后渡黄河，胜利回中原，患难老战友，长治留纪念。”一首打油诗，述说的却是游世贵转战南北的辉煌历程。
向前进
“游世贵同志在一九四八年中安心工作、积极学习、吃苦耐劳、遵守纪律、团结友爱等各方面均有显著进步与成绩……”谈话间，一张泛黄的奖状吸引了记者的注意。
指尖拂过那张泛黄的奖状，“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”几个大字虽印着时光的痕迹，却仍像团小火苗，灼得人心里发暖。游世贵的女儿指尖轻轻点了点“一九四八年”那行字——这年份一出来，淮海战役的烽火仿佛就漫到了眼前。
游世贵获得的勋章
淮海战役，是块啃碎了牙也要吃掉的硬骨头。60万解放军战士顶着淮北的凛冽寒风，对抗装备精良、人数占优的80万国民党军。战壕里的冰雪没到脚踝，冻得人脚趾发麻;夜里的炮火像炸开的惊雷，弹片在耳边呼啸而过。可就是在这样的绝境里，没人后退一步。
这张奖状的珍贵，从不是因为“英模”两个字，而是它背后藏着的千难万险：是60万战士用信念拼出来的胜利。游世贵后来常对着奖状念叨：“这不是给我一个人的，是给所有在战壕里扛过枪、在雪地里送过粮的战友。”这张薄薄的奖状，早不是纸墨，而是那段峥嵘岁月里，解放军英勇无畏的见证，是无数人用血汗换来的荣光。
1948年年底，淮海战役打响。作为技侦人员，游世贵的战场不在枪林弹雨的前线，却藏在这方寸收报机前，藏在每一个与电波赛跑的深夜里。他和战友们夜以继日地工作，窗外的炮声隐约传来，他想起大别山时百姓塞来的红薯，想起穿上军装时的誓言——这收报机里的每一个字符，都是守护战友、守护百姓的“子弹”。
“那时战况紧急，每一封电报都至关重要。”游世贵讲道，困意袭来时，便用冷水抹把脸，看着灯影里自己映在帐篷上的身影，忽然觉得浑身有了劲：以前在大别山懂了革命是为百姓安家，现在才更明白，守住这电波里的情报，就是在为淮海战役的胜利铺路，就是在为千万个家庭的太平使劲儿。
“战士们的付出与牺牲是值得的，我们取得了淮海战役的胜利，至此长江以北再无大战。”游世贵激动地说，“之后，我跟随部队渡过长江、进军大西南，解放全中国。”
话语虽短，却经历无数场战斗。作为技侦人员的游世贵，始终以收报机为“武器”，把“解放全中国、让百姓过好日子”的信念刻进每一次行动，只为让长江以南的百姓早日脱离国民党反动统治，让胜利的旗帜更快插遍祖国西南，让那里的人民早日摆脱苦难。看着红旗插上一座座城头，看着一张张激动的脸庞，听着一声声“欢迎人民解放军”，游世贵更加明白：革命不只是打仗，更是让百姓提前触摸到解放后的安稳，让“为人民谋幸福”从誓言变成每座城市的欢庆、每个村寨的炊烟、每张幸福的笑脸。
在这段征途中，游世贵更在炮火与泥泞中读懂了革命的意义：党性是明知艰险仍向前的担当，是扛住任务不撒手的坚定，更是把“解放人民”的使命刻在心里的执着;他愈发坚定“为人民谋幸福”的誓言——跟着党往前走，不是为了自己，是为了让全中国的百姓都能摆脱压迫、种上自己的地、孩子能安心读书，让“解放”的光洒遍每一寸土地。他坚信：只要心里装着人民、朝着解放全中国的目标走，再远的路、再难的坎都能跨越，这份“为人民谋幸福”的初心与信念，成了他一生最珍贵的收获。
1950年6月6日，游世贵与进军大西南的老战友在重庆合影
一生转战南北，经历战斗无数。即使在新中国成立后，游世贵依然在为国防事业做着贡献。从战场技侦员到军校教员，战场变了，但信念没变。1950年3月，于西南军区司令部新闻处，因向西南进军中成绩显著，立大功。1955年9月，在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研究班学习。1957年，他在解放军外国语学院政治教研室任教，在多年的教学工作中，始终保持工作热情。自1966年至1985年4月，在这近20年间，他依次在解放军技术工程学院、解放军第一外国语学校、解放军洛阳外国语学院、解放军郑州技术工程学校等单位担任重要职务，从副主任逐步晋升为政委，在军队思想政治教育和军事人才培养方面倾注大量心血，作出了重要贡献。他用坚韧不拔书写传奇，用无私奉献诠释共产党员的初心与使命。(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