南唐(937年—975年，937年南吴权臣徐知诰废吴自立，建立齐国，史称徐齐，三年后的939年，政权稳固的徐知诰不再依恋养父徐温，恢复李姓，名曰李昪，改国号为唐，史称南唐。历李昪、李璟、李煜三代凡38年)

　　我们对南唐的了解多数是从南唐后主李煜开始的，而我们对李煜的记忆则多数仅停留在那首销魂的《虞美人》：“春花秋月何时了，往事知多少。小楼昨夜又东风，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。……”

　　事实上，李煜的才华远不止一首艳词，南唐也并非人见人捏的软柿子，相反，南唐的国力在五代十国中堪称翘楚，南唐的社会经济文化繁荣程度则独占鳌头，成为中国经济文化中心南渐的标志。李煜及其南唐之所以迅速崩溃败亡，主要原因在于北国横空出世的北宋政权的强大，而李煜南唐政权的瓦解与融入，恰恰顺应了历史潮流，助推成全了一个大一统帝国的繁荣与强盛。

　　我们如果抛开宗族和王权的概念，站在历史潮头来观看审视南吴、南唐这段历史，就不难发现，以南京、扬州为中心的江南地区，甚至可以包含杭州的吴越、福州的闽国，政权的主人虽几易其首，但国土仍是那些国土(略有改变)，百姓还是那些百姓(变化不大)，迤逦的江南自杨行密开吴之初起就巍然屹立，这在“城头变幻大王旗”的动荡时期，是难得一见的历史好风景。

　　从这个层面上讲，我们在感谢杨行密的同时，也要感谢徐温父子。徐温虽然有称帝野心，但他的“民本”思想还是助推了时代发展，不仅帮助杨氏南吴政权实现了经济社会稳定发展，而且通过对养子徐知诰的“合法”“合理”教育，成功实现了南吴(杨吴)向南唐(包含徐齐)的和平嬗变。

　　从这个意义上讲，南吴与南唐实为一体，休戚与共，利益均沾，所以史家又将南吴或南唐称为五代十国中最为强盛的政权。如前文所述，杨吴时期“全据东南富庶之地”，而南唐最盛时幅员达35州，大约地跨今江西全境以及安徽、江苏、福建、湖北和湖南等省的一部分，人口约500多万，几乎相当于北国五代后期后周人口的一半以上。

　　南唐本身存续时间不长，但除了延续了杨吴的辉煌外，在第二代君主李璟时代，还先后灭亡了十国中的闽国(保大三年即945年)和南楚(保大九年即951年)，为大宋的最终统一提前奠基。但是，不幸的是，李璟遇到了更为强大的后周政权。958年，后周世宗柴荣大举南伐，李璟不敌，被迫割地称臣，主动去“帝”号，称“国主”，史称南唐中主，开国皇帝李昪也称“南唐先主”，而李煜“南唐后主”的名号也由此广为流传。

　　“先住”也罢，“后主”也罢，包括“中主”李璟，他们都是有故事的人。南阳知府顾嘉蘅曾做对联，为息“武侯祠”之争曰：“心在朝廷，原无论先主后主;名高天下，何必辨襄阳南阳。”其中的“先主”刘备、“后主”刘禅在开国和失国上确与李昪、李煜有一比，但若论才华，至少刘禅却难以比肩。

　　李昪(889年--943年，937年—943年在位)小字彭奴，字正伦，徐州彭城县(今江苏徐州市)人。他本姓李，父亲名叫李荣，在那个动乱不安的年代，李荣在李昪幼时即失踪于战乱，出身本就微贱的小彭奴于是随叔父李球流浪到濠州(今安徽凤阳)。不久，母亲刘氏也撒手人寰，他只好寄居在濠州开元寺。当时，他只有区区6岁。

　　但天无绝人之路，小彭奴很快遇上了贵人。乾宁二年即895年，日益做大的淮南节度使杨行密出兵攻打濠州，无意中得到彭奴，遂将气骨非凡的小彭奴收为养子。但杨行密当时已经名高天下，子嗣们也飞黄腾达，自然难以容下彭奴这位乞丐，杨行密于是又将他出让给紧跟自己的部将徐温，徐温将其改为徐姓，名曰徐知诰。

　　徐温(862年--927年)江苏东海县人，年轻时以贩盐为生，投奔杨行密后很快成为其股肱，被列为杨行密麾下“三十六英雄”之一，在辅助杨行密建立吴国的同时，把持杨渥以后吴国政权20余年，并最终将养子徐知诰送上前台。

　　徐知诰成为养子，在徐家也有压力。据《十国春秋》介绍，徐温共有六位亲生儿子，分别为徐知训、徐知询、徐知诲、徐知谏、徐知证、徐知谔，个个都是言字边，可见不是沉默寡言之辈。徐知训就是那位公开凌辱杨隆演的公子哥，而他虽为老大，却被称为“三郎”，后来的干兄弟徐知诰则被呼为“二哥”，可见徐知诰的人气还是比较旺的。但事实上，服侍如亲父的徐温还是一度将徐知诰乱棍赶出，而徐知诰则毫无怨言，再加上徐温夫人李氏(与徐知诰原姓“李”相同)的暗中保护，徐知诰在徐氏豪宅中逐步站稳了脚跟。

　　杨吴贞明四年即918年，徐知训因为数次欺凌吴国国君杨隆演被大将朱瑾斩杀，徐知诰在润州(今江苏镇江)得到消息后，抢先赶之事发地广陵(即扬州)平定叛乱，并因此被任命为淮南节度行军副使、内外马步都军副使，从而实际控制了江都府南吴政权，而他的养父则在西都金陵府遥控指挥。此后，徐知诰先后在杨隆演、杨溥政权中担任左仆射、同平章事、江州(今江西九江)奉化军节度使等军政要职。

　　但是，徐知诰的地位也险些被徐温亲子取代。927年，徐温在其行军司马徐玠的劝说下，派遣其次子徐知询前往广陵，以接替徐知诰执掌朝政。徐知诰得知后非常担忧，立刻上表乞求离开京师，出镇江西。但不久徐温病逝，徐知诰遂抢先发难，将徐知询诱至广陵，褫夺其兵权，自己则成为“皇帝”杨溥的太尉、中书令、都督中外诸军事，受封浔阳公、豫章公，像养父徐温一样，真正掌控了朝廷军政大权。

　　五年之后的932年，徐知诰效仿养父徐温，自己出镇金陵府，让儿子徐景通(即后来的李璟)以司徒、同平章事等要职名义辅政广陵。又两年之后的935年，南吴加封徐知诰为尚父、太师、大丞相、大元帅、齐王，并将升州、润州等十州之地划为齐国;再两年之后的937年，徐知诰则干脆单独建立“齐”国，都金陵(号江宁府)，改年号为“昪元”，并分封百官，以名臣宋齐丘、徐玠为左右丞相。眼见大势已去，在东都被架空的杨溥也很知趣地于当年十月正式禅位于齐王徐知诰，国号“大齐”，改元“升元”，杨吴政权宣告灭亡。

　　徐知诰即已当政，但似乎还不够“正统”，为正视听，他于升元三年即939年，宣布恢复“李姓”，改名为昪，还振振有词地宣称自己乃是唐宪宗之子建王李恪的四世孙，还为唐高祖、唐太宗立庙，追尊父祖四代为“皇帝”，同时正式改国号为“唐”，史称南唐。

　　李昪建“唐”，只取其名，以示正统，但他并无意复兴大唐事业，而是固守吴地江山，“保境安民”，被政权李昪称帝后，志在固守吴国旧地，无意开拓，被其宰相、著名词人冯延巳讥为“田舍翁”。升元六年即942年，临近的吴越国遭受自然灾害，南唐群臣都劝李昪趁机出兵攻灭吴越，但此君坚决拒绝，以为百姓需要休养生息而不应大动干戈，仅派使者前去慰问而已。

　　李昪虽被讥讽为“田舍翁”，看似在武力扩张方面无所作为，实则以自身格局之“小”，保全了民生之“大”。

　　在主动放弃伐吴机遇的第二年即升元七年(943年)二月，崇尚道术、滥服丹药并因此而变得暴躁易怒的李昪就在升元殿病逝，终年56岁。临终前，他遗命长子李景通(即李璟)监国。当年三月，齐王李景通继位，南唐因此开启了崭新的时代。

　　像养父徐温一样，李昪在为儿子们命名时也很讲究。据《十国春秋》记载，他一共有五子，分别为长子李景通、次子李景迁、三子李景遂、四子李景达、五子李景逷，五个儿子的“字”均为“辶”旁(传统印刷体为“⻍”)。“辶”书写时很像“之”字，故俗称为“走之旁”，或“走之底”。此旁源于“辵”(chuò)字，在《说文》中的解释为“乍行乍止”，就是忽走忽停的意思。李昪以“辶”为儿子们命名，可能是希望他们能进则进、该退则退，也就是希望下一代顺应自然、听天由命，能屈能伸、进退自如。

　　仅从儿子们的名字中，我们就能依稀感觉到李昪对道教的尊崇。耐人寻味的是，其长子李景通的人生轨迹确实反映了他“能屈能伸”的一面。

　　李璟(916年--961年，943年—961年在位)，初名徐景通，徐瑶(李瑶)，字伯玉，徐州彭城县(今江苏省徐州市)人，生于升州(今江苏省南京市)。李璟943年嗣位后，一改父亲保境安民的作风，立刻开始大规模对外用兵，试图以此改变其父“田舍翁”形象。经过数年征伐，他先后灭亡了王氏闽国和马氏楚国(南楚)，南唐疆域因此达到顶峰。

　　但李璟对外用兵并未达到预期效果。虽然灭亡了闽国，其战果却被临近的吴越国瓜分，马氏南楚虽然被剪灭，但不久南楚大将刘言、周行逢先后夺回旧土，更为可悲的是，他后来又遭遇到后周悍将柴荣。955年，后周世宗柴荣大举南伐，仅三年时间，南唐即丧失淮南江北大片国土，李璟也被迫迁都洪州，称南昌府。

　　李璟自知不是柴荣对手，遂祭出两全之策，一面迁都，一面以长江为界献地求和，同时除掉“帝号”，改称“国主”，彰显了他敢作敢为又能屈能伸的绅士风范。

　　李璟在政治上有所“为”有所“不为”，在文学上则作为颇大。我们都知道他的儿子李煜才情很高，但李璟的词则不事雕琢，风格清新，其创作的《摊破浣溪沙》中的“小楼吹彻玉笙寒”不亚于李煜的“小楼昨夜又东风”，成为流芳千古的名句。该词全文如下：

　　菡萏香销翠叶残，西风愁起绿波间。还与韶光共憔悴，不堪看。细雨梦回鸡塞远，小楼吹彻玉笙寒。多少泪珠何(无)限恨，倚栏(阑)干。

　　李璟不仅自己喜文善文，他周围还形成了一个文人小圈子，诸如韩熙载、冯延巳等，都是名震文坛的大家。《全唐诗》对他的评价是：“风度高秀，善属文。”李璟还以自己的风格，深刻影响着下一代，961年大宋王朝建立、李璟驾崩时，另一位被誉为“千古词帝”的李煜便横空出世了。

　　李煜(937年--978年，961年--975年在位)，生于江宁府(今江苏省南京市)，原名李从嘉，字重光，号钟山隐士、钟锋隐者、白莲居士、莲峰居士，李璟第六子。

　　李煜少时即才华出众，受到父亲的钟爱，在已被立为太子大哥李弘冀去世后(959年)，李璟力排众议，强行将其封为吴王，迁入东宫，以尚书令之职参与政事，成为事实上的皇位继承人。961年大宋立国肇始，其先南后北的统一策略，让刚刚上位的李煜获得暂时的喘息机会。李煜沿袭了父亲的做法，派冯延巳的弟弟、时任中书侍郎的冯延鲁奉表入宋进贡，宋太祖于是恭贺他袭位，李煜的“皇位”因此合法化。

　　李煜起初并非那么懦弱。据欧阳修《新五代史》记载，就在他继位的当年十二月，他就设置龙翔军，专门操练水军，“置龙翔军，以教水战。”由此可见，他对北宋的威胁是有所准备的。而他也并非只知道好色填词，据陆游《南唐书》中记载，乾德五年(967年)春，李煜命两省侍郎、给事中、中书舍人、集贤勤政殿学士等到光政殿值班，专门向他们咨问国事，每至深夜，“诏对咨访，率至夜分。”他还对贪色的韩熙载非常反感，但又无能为力，只能喟叹道：“吾无如之何矣!”(《新五代史》)

　　但出生富贵，又常沐“温柔乡”的李煜确够怯懦。公元971年，宋太祖灭亡南汉，陈兵汉阳，他赶紧上表大宋，除去“唐”号，改称“江南国主”，之后又把他分封的诸王降为“公”，以示对大宋的尊崇。但那时的他已经执政十年，而在这十年当中，大宋王朝早已羽翼丰满，其一统天下的铿锵步伐也已经无可阻挡。不要说李煜没有雄心，没有管理经验，没有所有领导人应有的“所有”，即使“有”又将如何呢?

　　从这个意义上讲，李煜的懦弱是无辜的，李煜的政治形象也是无奈的。975年，在宋军已经攻破金陵关城，李煜还在幻想进贡图存，两次派遣江南著名文士徐铉北上媾和，请求缓兵，但正如李焘在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中描述的那样：“上怒，因按剑谓铉曰：‘不须多言，江南亦有何罪，但天下一家，卧榻之侧，岂容他人鼾睡乎!’铉皇恐而退。”可见，善于形象思维的“词帝”也只能举手投诚了。

　　而李煜的归降，对其个人而言，算不算其祖其父的能屈能伸之策略呢?

　　大宋开宝九年即976年，李煜被俘至京师汴梁，宋太祖很大度地容其一命，并封其为“归命侯”，同年继位的宋太宗又封其为“陇西公”，宋太宗天平兴国三年即978年，李煜死于北宋京师开封。

　　这位重情重义的“词帝”去世那天，刚好是中国的传统情人节七夕。

　　李煜虽去，其成永驻。整个五代十国时期，花间词和南唐词蔚为大观，堪称文学奇葩，而李煜则为南唐词的最重要代表。历代均推崇其词，明代大家胡应麟将他与大唐诗人王维、孟浩然相比肩，称“后主(李煜)目重瞳子，乐府为宋人一代开山。盖温韦虽藻丽，而气颇伤促，意不胜辞。至此君方为当行作家，清便宛转，词家王、孟。”王世贞则将以李氏父子为代表的的南唐词与花间词进行比较，称：“花间犹伤促碎，至南唐李王父子而妙矣。”仅以一个“妙”字结论。近现代享誉中外的著名学者王国维的评价更为精当，他以“神秀”论之，称：“温飞卿(温庭筠)之词，句秀也;韦端己(韦庄)之词，骨秀也;李重光之词，神秀也。”

　　李煜之词早已蜚声遐迩，其文学方面的成就和贡献也早有定论，在此不予赘述。鲜为人知的是，李煜在书法、绘画方面的成就也颇具影响力。

　　书法上，他不仅工书，尤擅行书，留下传世行草真迹《入国知教帖》，而且深谙书法理论，总结出“擫押、钩、揭、抵、拒、导、送”等八种书法技艺。其行书多以颤笔行文，匠心独运，线条遒劲，有如寒松霜竹，世称“金错刀”;又喜写大字，以卷帛为笔，挥洒如意，被誉为“撮襟书”。他还集历代书法藏品之大成，命大臣徐铉刻成《升元帖》，该帖被后世评为“法帖之祖”。

　　绘画方面，其笔趣古朴深长，相映成辉，如“江山揽胜图”。其会就的竹画笔笔勾勒，自根至梢极小，犹如寒冬霜皮，烟云露叶，被称为“铁钩锁”;其笔下的林中飞鸟疾如闪电，栩栩如生而又意境高远。

　　除书画外，李煜还精通音律，曾创作乐曲《念家山》及《振金铃曲》，并亲演其声为《家山破》、《金铃破》。

　　“无言独上西楼，月如钩。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。剪不断，理还乱，是离愁，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。”回望李煜短暂的一生，有人戏称其为“词界高山，政坛深渊”，清代学者郭麐(麟)则在《南唐杂咏》中评论说：“做个词人真绝代，可怜生在帝王家。”倘若李煜还世，面对众多评品，他恐怕也要“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”了。(牛踏秋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