■张海

　　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，是书法艺术复兴和迅猛发展的30年。30年来，古老的书法艺术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新时期，不但创作和理论研究出现了百花齐放的新局面，而且出现了许多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的新生事物，如大规模的展览比赛，系统的书法教育以及书法媒体等，这些新的形势、新的载体对于推动当代书法事业的发展，无疑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。王荣生先生不仅是一位艺术家，还是全国最有影响的书法媒体之一《书法导报》的总编辑。

　　荣生本色是一位艺术家，在书法、篆刻、国画、诗文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诣。早在20世纪80年代，荣生即以一幅《石门颂》风格的隶书作品在第二届中原书法大赛中荣获一等奖，在书界有着广泛的影响。2004年，荣生又同言恭达、周俊杰、黄惇、孙晓云等同仁一起荣获林散之奖·学术成就奖。荣生生长于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的书法名城开封。民国以来，开封书坛名家辈出，翰墨传世，代不乏人。书法进入复兴期，开封是河南的书法重镇之一，书法艺术氛围十分浓厚。荣生即是在这种氛围下成长起来的书家。

　　荣生既受传统文化的滋养，对书法传统有深刻的理解，同时又受到新时代新文化的影响，广泛吸纳新的观念、新的思想，再加上他很早就从事媒体宣传工作，接触大量新的知识，从而铸就了他吸古求新、守常知变的艺术风格和审美追求。风格的多变是荣生书法艺术的一大特点。就其大者而言，观荣生今日的书法作品，与其20多年前获中原书法大赛一等奖的作品风格，已恍若隔世，不可同日而语。就其小者而言，每次看荣生的作品，都会感受到新意和变化。所谓“苟日新，又日新”，艺术的真谛，全在一个“新”字;千字一体，一成不变，不过是匠人书而已。

　　荣生之书，就其荦荦大端，其变有三：

　　自篆隶碑版入手，最终出于帖派，此为“一变”。荣生早年对篆隶书和北魏六朝墓志有很深的功底，书风朴厚古拙，用笔率真自然，从而打下了峻厚沉稳的风格基调，然而后来却逐渐转向写帖。碑帖两者，本属不同的用笔体系，近世以来，宗碑法帖，多有争衡，几近水火之势。然书艺发展，终不至于极端，二者此消彼长，时有轩轾。书法新时期以来，随着思想的开放，书风也渐趋多元化，无论碑帖都不可能一统天下。新一代书家，更广收博采，熔碑帖于一炉，以期锻造出新的个性化书风。荣生深受新观念的影响，不愿固守一隅，而往来取舍于碑帖之间。其近年行草书，洒脱清丽、娟秀可人，一派文人书的雅逸之风，可以看出其深受帖派影响。然而荣生深知，杂糅不是杂烩，融合并非掺和。他在吸纳帖派笔意的同时，始终保持了用笔简率厚重、古朴峻整的碑派用笔特色，不去追逐笔下的小技巧，从而以其鲜明的个性化风格迥异于别人。

　　自唐宋追寻晚明，从苏轼、张瑞图、黄道周归于傅山，此为“二变”。荣生徜徉帖学天地，始终在上下求索，寻求与自己风格相契合的范本。多年来，他遍临唐宋诸家，一方面广泛学习各家的用笔结体技巧，夯实自己的技法基础;一方面寻找符合自己审美理想的风格定位。这期间在褚遂良、李邕、苏轼等人的书风上都下过功夫。一代有一代的积累，一家有一家的路数，荣生在古人间一路走来，领略了不同风格的不同魅力，又大大丰富了自己的艺术语言。后来，他又把注意力投向晚明书家，遍临张瑞图、黄道周、王铎、傅山。当代学者饶宗颐先生曾说：“明朝后期书风丕变，行草变化多开新境，殊为卓绝，不可以其时代近而蔑视之。倘能揣摩功深，于行书定大有裨益。”(《论书十要》)荣生专注于晚明，正是着眼于其中书风变革的价值。他从张瑞图吸收了方整峻折，从黄道周借鉴了章草笔意，从王铎吸取了开合变化，尤其是从傅山摹得圆转畅达，使其行草书顿开新境。荣生以其特有的艺术敏感，准确地认识到晚明书风较为符合自己的审美追求。近年来，荣生在明末诸家尤其是傅山书风下过很深的功夫，着重撷取傅山跳掷奔跃、圆劲恣肆的精神。傅山书法变化无穷，吐纳风云，气势磅礴，郁勃沉雄，荣生学傅山，则遗貌而取神，于傅山的笔意之中又加入率真自然、清通简直的意趣。由此足见荣生是个善于学习的人。